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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這樣“翻譯中國”

            發布者:上海翻譯公司     發布時間:2018-10-17

              中國作協主席鐵凝曾用“連接人與人心靈和友誼的彩虹”形容文學翻譯家。的確,作為一名作者和讀者,當自己被世界上優秀的文學作品所打動時,會首先想到感謝翻譯家。沒有他們奉獻的智慧,很多讀者將會是璀璨的文學星空下的盲人。對于翻譯家們來說,選擇中國作品,跨越的不僅是語言的樊籬,還有歷史、文化、風俗、心理上的距離和陌生。翻譯家面對的不僅僅是具體文本中的疑難,更有對中國生活、中國經驗和中國故事的整體性理解和把握等問題。
              正是他們的努力,使得中國文學在世界文學版圖上大放異彩,使得世界各地的讀者對中國文學的認知豐富而真實。
              中國作家協會為推動中國優秀文學作品對外譯介、促進中國文學“走出去”而舉辦的歷屆漢學家大會,便是為了幫助各國翻譯家及時了解中國當代文學發展趨勢,搭建作家與譯者間對話交流的平臺。在剛剛結束的國際圖書博覽會上,作家余華對話30國漢學家,賈平凹舉辦海外版權成果分享會,來自世界各地的漢學們聚首北京,探討他們選擇中國文學作品的標準以及翻譯中遇到的問題。在持續的對話和交流中,漢學家和翻譯家們加深并擴展了對中國文學、中國文化乃至中國社會的認知與了解,讓世界上越來越多的人得以分享當代中國人的精神世界。
              為什么選擇這位作家而不是另一位?為什么選擇的是這一部作品而非另一部?翻譯家各自有其不同的答案。具有文學價值和社會價值的作品是漢學家們的首選,而“緣份”也是漢學們時時提到的關鍵詞。他們與中國文學的機緣何在,與中國作家又有哪些有趣的交往?中華讀書報近日采訪著名漢學家樸宰雨、李素、思黛。
              韓國漢學家樸宰雨:
              翻譯中國文學近四十年
              我從1982年開始策劃并參與翻譯中國文學作品。但最早不是譯自中文書,而是日文書,就是我撰寫本科畢業論文的時候參考的丸山昇先生的日文版《魯迅——其文學與革命》。我當時雖然日文基礎不是很好,但是日文文章里漢字詞匯多,斷斷續續查詞典多琢磨,大概看得懂。
              第一次接觸到這本書是1977年在首爾大學中文系李炳漢教授的研究室里,那時我已經熱衷于韓國學生民主變革運動了。當時對讀中文系本科的我來說,這本書是在非常進步的視角下寫成的,而能通過此書確認“魯迅就是通過文學參加革命”的,是很令人激動的事情。我就借來這本書翻閱。當時也要撰寫本科畢業論文,就想寫有關“魯迅”的主題。在當時中國內地的書不能進口到韓國,在魯迅研究著作一本也找不到的情況下,這本書的內容與論調卻深入我的內心,我認為這本書是理解魯迅、研究魯迅方面最好不過的書。我有了使命感。
              選擇翻譯這本書,就是為了幫助推動韓國民主變革運動,為了讓韓國知識分子與學生準確理解魯迅,為了對韓國民主變革運動方面增添重要的海外思想與文學資源。我策劃將這本書翻譯成韓文出版,當時這在韓國是相當具有進步意義的工作。后來一位教授監修此書,1982年年底終于出版了。
              我1986年將三部作品集編譯或翻譯出版,包括《文學理論與實踐》、茅盾的《腐蝕》、巴金的《愛情三部曲》(包括幾篇短篇小說)。第一部是編譯西方與中國的文學理論以及韓國文學理論的著作,由我擔任《文學理論與實踐》里中國部分的編譯,因此我選擇翻譯了陳獨秀《文學革命論》、瞿秋白的《大眾文藝的問題》、郭沫若的《民族形式商榷》、毛澤東的《延安文藝講話》等八篇,這些理論作品是在韓國光復后第一次翻譯成韓文的,當時還屬于禁止領域,對作為大學教師的我來說算是冒著很大風險,因此用了筆名。總之,這部理論著作的編譯,從我的角度看,也是通過幾位中國革命文學理論家追求文學與革命真理的,從當時韓國民主變革運動的角度看,引進海外的各種進步文學運動經驗與理論,給韓國進步文學運動的發展提供參照系,也是我對韓國民主運動的強烈使命感使然的。同年我將茅盾的日記體長篇小說《腐蝕》翻譯出版了,可以說也是從一樣的動機與一樣的使命感出發的。1989年我將中國“藝術概論編寫組”編的《藝術概論》翻譯出版。因為當時在韓國還沒有社會主義國家正式出版的“藝術概論”類的著作翻譯出版,所以這部書的翻譯出版是在韓國第一次正式介紹社會主義藝術概論。選擇這部書翻譯就是考慮借鑒價值。
              翻譯也會有另外的因素介入。比如1988年巴金的《愛情三部曲》。1986年巴金就成為諾貝爾文學獎的主要候選人之一,韓國有四家出版社爭先恐后地翻譯出版了巴金的《家》。其中有一家出版社愿意將《家》和“激流三部曲”以外的巴金長篇小說翻譯出版,找我來商量選擇巴金哪一部長篇小說比較合適。反復比較,最后決定翻譯《愛情三部曲》。不過,在翻譯過程當中,這家出版社覺得《愛情三部曲》的革命路線不明顯,情節吸引力也不夠,所以后來轉讓給另外的出版社出版。
              還有一些合譯的書,翻譯主編請我來參加翻譯部分作品,大都是有關中國現當代文學的作品或者研究專論。有短篇作品,也有研究專論。作品翻譯集有如郁達夫等的《〈風鈴〉等》(三星美術財團,1987)、宗璞等的《〈紅豆〉等》(優雅堂,1988)、西川等獲得德國魏瑪散文獎的隨筆集《從時間的解放》(Sein,2000),研究專論集有如丸山昇等的《魯迅》(文學與知性社,1997)等。
              總之,這些作品基本上都不是我自己選擇的,但是翻譯后感覺很不錯,翻譯了能擴大視野或者讓人深入思考的幾篇專論文章,確實有意義。
              1992年韓中建交以來,尤其是韓國的民主變革運動基本成功而1998年金大中政府上臺后,我擔任了韓中學術交流或者國際漢學交流上的一些重要的角色。從2005年以來又增加了一個新的韓中文學、韓中作家上的橋梁角色。這諸多交流活動中,我主要做了負責中國作家團活動的韓國組委會委員。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兩次韓中文學交流活動時擔任韓方組委,組織翻譯《中國現當代中短篇小說集》,包括鐵凝的《逃跑》、莫言的《吃事兩篇》、郭文斌的《吉祥如意》、夏天敏的《好大一對羊》等。韓國大山文化財團和韓國文化藝術委員會舉辦的“首爾國際文學論壇2011”的舉辦結果,就有勒·克萊齊奧與韓少功等世界名作家多參加的散文集《世界化中的寫作》翻譯出版。同樣,“首爾國際文學論壇2017”的舉辦結果,也有阿列克謝耶維奇與余華等世界名作家參加的散文集《新的環境里的讀者》翻譯出版。“東亞詩人大會”“2017韓中日詩人慶典”等重要活動之后,也出版了《2017韓中日詩選集》《2017韓中日詩人慶典紀念文集》等。我也參與翻譯呂進、王家新、藍藍、唐曉渡等的散文和他們以及黃亞洲、舒羽、盧文麗、瀟瀟、北塔、戴濰娜、池凌云、彭晏、胡桑、葦鳴、林幸謙等的詩文。
              幾年前得到安徽大學出版社的建議與經費支持,我在韓國負責“中國魯迅研究名家精選集”(中國主編:葛濤)九部的翻譯出版工作。對以魯迅與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為業的我來說,中國有關機構對有關魯迅的優秀研究著作在海外翻譯出版的支持,是固所愿而不敢請的事情,因此,我不但擔任了韓方主編,也親自參與了王富仁的《中國需要魯迅》、孫郁的《魯迅與現代中國》兩部書的翻譯工作。我跟這兩位著者有多年朋友關系,有很深的緣分。還有,韓國學界與韓國讀者也相信需要非常有個性的魯迅研究名家著作的韓譯與普及。因此我選擇這兩位著者的這兩部書來做翻譯。
              在選擇翻譯中國文學作品的標準上,我首先考慮韓國的文學、學術、教學現實上有沒有引進翻譯介紹的需要;其次考慮翻譯對象在那個領域里是否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作品與著作是否具有相當的質量與水平以及好的評判;第三,考慮翻譯者個人與作家或者研究專家有沒有個人緣分。2018年初,我和裴桃任博士一起編譯出版了《中國當代十二詩人代表詩選》是基于這一標準,選擇北島、舒婷、多多、王家新、于堅、翟永明、歐陽江河、西川等中國大陸詩人和梁秉鈞、余光中、陳黎、洛夫等港臺海外華文詩人共十二位的代表詩歌做翻譯,并做了詩人介紹、詩歌注解以及中國當代詩歌運動的一些說明。
              捷克漢學家李素:
              我相信中國當代作家的寫作有潛在的力量
              我從小就很喜歡文學,開始的時候僅僅是個讀者,后來大學畢業留校任教就成為文學閱讀和文學史老師,當時就偶爾翻譯一些短篇小說,一直認為光做文學翻譯是不現實的。再后來,一家捷克出版社找我翻譯《狼圖騰》,這本書在捷克好像也挺成功的,我就意識到捷克可能會有讀者對中國文學感興趣,就決定繼續翻譯,想辦法出版中國現當代文學作品捷克文版。我認為,每個人都應該有可能讀到各種各樣的小說,要不然就缺乏對這個世界的整體認識。而無知是這個世界上人類最強大的敵人。
              維索納(Verzone)出版社設立了中國現當代文學系列叢書,也翻譯出版了很多中國當代文學作品。原先計劃是對捷克前輩翻譯家的一種補充,普實克和他的學生在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翻譯過魯迅、茅盾、巴金、丁玲等現代作家,他們所選譯的作品在當時的政治大局下傾向于左翼文學,沒有翻譯沈從文或張愛玲的著作。20世紀后半葉的中國作家以前在捷克介紹得極少,我們自然而然就要翻譯出版那些全世界知名度相當高的作家,相當于中國20世紀文學的“必讀書目”,當然所有的必讀書目都某種程度上取決于個人偏愛。也有一些很偶然的因素影響到具體作家的翻譯和出版,比如青年漢學博士生喜歡上哪位作家,母校資助他/她做研究和翻譯,出版資助是很現實的原因。我也很希望為捷克讀者“發現”某個作家或作品,就是世界上還不怎么有名的作家,把他介紹給異國讀者,但對捷克語來說很難,甚至不現實,就說我所譯介的作家在捷克非常受歡迎,大語種不一定會注意到。
              六年前,兩個朋友聊起來,中國現當代小說為什么在捷克出版得那么少,幾乎不出版,覺得太不應該。從2012年起,我們出版了12部作品:5部長篇小說(閻連科的《四書》和《炸裂志》、余華的《活著》、《第七天》和李洱的《花腔》,5部中短篇小說集(張愛玲、沈從文、蘇童、殘雪和格非的著作),兩部非虛構作品(楊絳的《干校六記》和唯色的《西藏筆記》),今年還計劃出版三部很厚的長篇小說,除了寧肯的《天·藏》以外還有盛可以的《北妹》和余華的《兄弟》。五位捷克譯者參與維索納出版社的系列項目,都是中青年漢學家,我們特別注重直接從原文翻譯,從不轉譯。我的最終目的是給捷克讀者介紹多元多彩的現當代中國文學面貌。捷克人一般會好奇地問,中國怎么樣或中國小說怎么樣?我要給他們看,有這樣的也有那樣的,還有另外的一種中國和中國小說。
              總之,我們的選擇基本是邊走邊看,沒有人能夠提前確定某個著作在自己的環境里反響最終會如何。我認為,雖然一點都不科學,但翻譯家喜歡是非常重要的因素,如果作品能夠深刻地打動譯者,那么很可能他/她能夠把自己的閱讀感受流入譯文里。對我來說,閻連科的《四書》就是這么一個例子,而捷克文版竟然被評為2014年度三本最佳譯本之一。還有,今年秋季所計劃出版的北京作家寧肯的《天·藏》捷文版也是純憑自己的閱讀喜愛而選擇的作品,寧肯的寫作很特別,與眾不同。
              翻譯的目的就是進行跨語言跨文化交流和對話。文學翻譯更是如此,更為豐富,更為錯綜復雜,每個國家的文化語境和文學語境在整個翻譯過程中扮演著更為重要的角色,因此對參與者來說也更有意思。這正是我不僅喜歡閱讀而且選擇翻譯寧肯的《天·藏》原因之一。在交流中尋找意義好像也是我生命里的一大樂趣。《天·藏》翻譯難度相當大,但是非常值得花時間,付出心血。有人說,好的小說不會給讀者回答人生重大的問題,而會給讀者提出問題,讓她/他自己去思考,寧肯的《天·藏》正是如此。
              我選擇翻譯中國文學作品基本的標準就是選譯的作家或作品在文學史上已經留下了痕跡。痕跡也可以有多種多樣的,理想的是長期的,永恒的,超越時間的,有些名字是中外文學評論界公認的,相當于“中國20世紀經典”,有些作家或某部作品風格很異常,有些可以代表某種歷史階段的文學現象,比如中國的先鋒文學。在我看來,好的小說應該能夠深刻地打動讀者,打開讀者的眼界,給讀者提出問題來,讓他/她讀完后長期回味琢磨。
              就譯文篇幅而言,我翻譯最多的是閻連科和劉震云。張愛玲也翻譯過五篇短篇小說,但加起來沒有那么長。最難翻譯的,在我看來是比較深層的東西,語言邏輯、文化習慣、情感的表達。舉個簡單的例子,人物名稱就會成為很大的問題,用拼音就會丟掉含義,意譯就不是正常的中文名字。比如劉震云的《我不是潘金蓮》有各種各樣的干部人名:王公道,董憲法,荀正義,史為民,鄭重,馬文彬等,看上去很一般的人名,但用在具體環境里就會說明這個人物的特點。外國讀者看到法院干部Wang Gongdao,Dong Xianfa或Xun Zhengyi的名字,根本沒有感覺,對他們就是一些怪異的音標而已,更不會覺得幽默。怎么解決呢?意譯是個辦法,把人名看作是外號,這樣滑稽的效果最為突出。我在《我不是潘金蓮》捷文版加了類似“人名索引”,模仿劉震云特有的幽默語氣暗示性地說明了這些名字的含義。當然,每個作家的語言和敘述方法不一樣,不同的作家意味著不同的挑戰,不同的翻譯家也會處理得很不一樣。
              和作家們的交往是中國文學翻譯家們的龐大樂趣。故事很多,談不完。但我印象最深的是,尤其是那些上世紀80年代成名的作家們,中國當代文學大明星作家,余華、蘇童、閻連科、劉震云等,都非常友好、幽默,完全沒有其他國家的著名作家的傲慢,這點讓我感到很意外,很佩服,很震撼。能夠認識他們,和他們交流,我非常幸運。
              2016年,我獲得由中國國家新聞出版廣電總局頒發的第十屆中華圖書特殊貢獻獎的青年成就獎。這對我來說是很大的榮譽。捷克語是個小語種,捷克全國人口就一千多萬,都不到北京人口的一半,我和我的同事所翻譯的作品能有多少讀者,能起多大的作用,能有多大的影響呢?顯而易見并不大。而中國國家機關能在全世界的范圍內看重我們的小小功勞,當然是不可替代的認可、鼓勵和支持。
              在貴陽的漢學家文學翻譯國際研討會上,作家阿乙表示中國當代文學是世界文學最后一個富礦,我很贊同他的說法。他說,在歐洲拉美文學相當程度同質化傾向時,中國文學呈現出多樣的特點,且規模巨大,十年后世界再看中國文學會非常不一樣。中國作家也是多樣的,正以不同方式,多種層次地涌現。阿乙是一個另類邊緣的作家,從他的角度說出這種自信的觀點,確實很另類,也很發人深省。我不敢說十年以后世界看中國文學會怎么樣,但我也相信中國當代作家的寫作有潛在的力量,相信中國文學是有前途的。
              保加利亞漢學家思黛:
              我的翻譯看重三個價值
              首先是個人價值。盡管翻譯是我最近幾年的主要事業,但是我還把自己當作一個愛好者。也就是說,翻譯對自己沒有價值的作品的可能性是非常小的,我盡量選擇對自己的語言能力和智力有一定挑戰性的作品。就像一個作家不能什么話題、什么風格都寫,我相信好的翻譯作品和好的文學作品一樣,都有很強烈的個性介入。我翻譯的第一本書是當時很少人知道的烏青的小說集《有一天》,里面的故事很奇怪、很好玩、很冷靜、很酷、很自我諷刺、很有想象力、很能夠創造自己獨特的世界,這都是我非常喜歡的文學因素。我從沒見過有人那么奇妙、那么精彩地把這些因素融入到文學作品里,我一讀到馬上就有了很強烈的沖動,想被它們完全吞沒,想通過翻譯全神貫注地體驗它們,想長期和它們呆在一起。烏青的語言風格在我心里產生了很大的共鳴,所以我津津有味地、順利地把它轉成保加利亞語,不是因為它的語言簡單,而是因為作者和譯者心靈之間有了某種橋梁。這也是讓我相當驕傲的一個譯文,因為我覺得我比較成功地給烏青的小說創造了一個對應的保加利亞語風格,這也是一些讀者在看譯文的時候感覺到的。
              所以有的時候我不太愿意翻譯某位作家的作品的話,不意味著那部作品本身就不好,只意味著作為個人的我和作家一時沒有緣分。有的時候也不是喜歡或者不喜歡的問題,比如說我很喜歡魯迅的小說,但是我覺得我個人不太適合翻譯他的作品,因為它的語言風格對我來說比較疏遠,所以最近有一家出版社聯系我翻譯一本魯迅的書,雖然我覺得這個項目非常有意義,但還是推薦了另一個翻譯家。
              其次是社會價值。我翻譯文學作品不僅是給自己翻譯,要把它分享。我比較重視作者的獨特視角,作者有趣的敘述態度。比如阿城的《棋王》,涉及中國知青下鄉的經歷,但是敘述者的目光是獨一無二的,冷靜、樸素,同時也很有詩意、很有智慧、很有個性。就社會價值而言,翻譯《棋王》是一石二鳥,一方面是給保加利亞讀者講一個他們非常陌生的歷史片段,另一方面它還提供了一個特別的處世態度,對我來說是一個完美的翻譯對象。我希望自己翻譯的作品能夠促使文化之間的對話,語言之間的對話,能夠幫助讀者離開熟悉的世界,跨進一個更大的、更多元的宇宙。我最大的夢想是這些作品能長期地起到這種作用,不僅是現在,而是能延續到幾十年之后,甚至幾百年之后。
              第三是市場價值。我很少考慮到作品的市場價值,至少選擇作品之前盡量不考慮。我知道這樣顯得不太專業,但是只有這樣才能把文學先當作文學再當作產品。當然,我希望我的譯作銷售得好,出版社能賺錢,所以我還是會以市場的角度考慮作品的價值,并舉行相關的宣傳和推廣,盡力吸引讀者的興趣,但是這都是作品出版了之后的事。資金回報不是我的出發點,我更關心的是這本書是否能產生意義,而不是是否能掙錢。不過,這還是一個不可忽視的問題,因為它直接涉及到中國當代文學能否在保加利亞出版的大問題。
              總之,我的工作包括出版過程的大部分環節:大量閱讀、挑選作品、考慮當地環境、找合適的出版社、找作者簽版權協議、找資助、翻譯、宣傳……我最大的愿望是能夠繼續把中國當代文學作品介紹到保加利亞,繼續讓更多的精彩中國文學作品參加世界的對話。


              來源:中華讀書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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